《再造文明之梦》| 书摘
书名：《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作者：罗志田
序言
二 人物与时代
历史表述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本无限曲折。
或许历史传记与文学传记不同之处，就是能够“懂得尊重因资料匮乏而留下的缺损和空白”，不去“设法填补打碎了一个人一生之中表面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的那些中断和不连贯之处”。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代表着一种观察方法，即“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
今日若要研究胡适的时代，自然要多注意那些得到喝彩的文章；如果要理解胡适本人，则不得不去揣摩那些用了心力却为人冷落的篇章。且两者就像“知人”与“论世”的关系一样，本是互补的。
三 写实与写意
我不是我認為的我，也不是你認為的我，而是我認為你所認為的我。我想這就是為他人著傳不可避免的困境。
每个人大概还是自己最了解本人。正因为其了解自我，所以或有不欲人知的主观努力（或谓遮掩）。
第一章 引言：胡适的梦想与尝试
适要扮演的角色是颇具宗教使命感。他在论述传教士在华机会时曾说：“传教士的真正价值，在于外国传教士就像一个归国留学生一样，他总是带回一种新的观点，一种批判的精神。这样的观点和精神，是一个对事物之既存秩序逐渐习以为常、漠然无动于衷的民族所缺乏的，也是任何改革运动所绝对必须的。”
胡适在留学美国时曾说：“梦想作大事业，人或笑之，以为无益。其实不然。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
他认为“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故反对“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
他早年在《非留学篇》中就强调出国留学是以不留学为目的：“留学乃一时缓急之计，而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乃万世久远之图。”
胡适还有一点像康有为，即他有着比大多数人更强的宗教使命感，他喜欢将自己愿意担任的社会角色投射到其他人身上。
这种使命感使胡适有意无意中不得不抑制他自己持有的许多观念。当他有意识地在中国扮演“外国传教士”这一社会角色，努力要提供新观点和批判精神时，他会发现，有时他不得不牺牲那些与“新观点”冲突的自己原有的观点；他批判精神的锋芒所向，有时会直指他本来想保存的事物。为了维持心理和个人形象的完整一致，胡适不得不时时做出调整。如他本想昌明国学，在其文学革命的“誓诗”中，原是要“收他臭腐，还我神奇”，却不得不以“整理国故”出之，更诠释为“打鬼”，要“化神奇为臭腐”（详后）。
胡适晚年再申“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其实就是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的现代诠释。倘能宁愿不自由，又有何事不从心所欲呢，自然也就不会逾越什么规矩了。不论台湾的自由有多少，胡适是把它视为“自由中国”并作为归宿之地的。
第二章 语境：从西学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
中西胶着的复杂有时也造成一种角色的倒置。民初的一个诡论性现象是中国人拼命反传统，有些外国人反而在提倡保存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溥仪的老师庄士敦到哲学大师罗素，在这一点上都相通。提倡西化的胡适在1926年就尖锐地批评西方“既要我们现代化，又要我们不放弃［传统的］美妙事物”。胡适本人也认为中国传统有可取处，他反对的主要是由西人来提倡保护中国传统。但是这样一种角色的倒置确实表现了民初中国思想界的混乱和中西之间那种扯不清的纠葛。
余英时师已指出，“国粹学派”的刘师培等人，“直以中国文化史上与西方现代文化价值相符合的成份为中国的‘国粹’”。
蒋梦麟说：“如来佛是骑着白象来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
一般的看法，中国在近代因落后而挨打，故思变求变，向西方寻求真理。这基本是不错的。但寻求真理必往西方而不在本国，就很值得研究了。这显然是中国士人在西潮冲击下信心大失的明证。林毓生先生曾提出，中国士人有一种从先秦即存在的传统，即“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但这恰不能解释一般所谓中国士人对西方的认识是从器物到政制，最后才到思想文化这一过程。实际上，“器物-政制-文化”这一递进关系并不符合中国传统的认识方式。中国人固然有社会习俗反映甚或代表特定文化认同的看法（如“被发左衽”说），但元、清两朝异族入主，其失败之惨烈远在清季之上，却无人主张蒙古人或满人的政制、文化要高于汉人。而士人对中国文化的信心仍能保持。何以在清季不过在沿海被打败，就对中国文化信心大失？这里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人的诱导。盖器物与政制与文化分不开正是西人的思想，并被其用来说服了中国人。故西人能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方式这一点尤其值得探讨。
二 谁改变谁的思想方式
西方传教士远比中国儒生更热衷于使对方改变其思想方式。中西文化之争是以自觉而带进攻性的西方向防御性的中国挑战为开端的。中国士人自觉地认识到这是一场文化竞争，已是在西方发动一系列进攻之后了。
屡受西方欺凌的中国人竟会主动向敌人学习，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以后，大量的中国学生涌入敌国日本而转手学习西方，这个现象终究有些不合人之常情。有学者以为，只有文化失败才可能造成对征服者同时既憎恨又模仿，不仅自认不如人，而且为了自救而忍受向敌人学习的屈辱。
三 西学为用
实际上，如果没有学习西方的时代需要，中学为体恐怕根本就不会成为士人所考虑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中体西用”这一体系之中，“中体”虽置于“西用”（有无引号是否需要统一？［统一加引号］）之前；但从其产生的历史看，“中体”实在“西用”之后。
中国传统本崇让不崇争，《春秋谷梁传》（定公元年）说：“人之所以为人者，让也。”老子主张“不争”，墨子讲究“不斗”，思路相近。许多人心里未必真喜欢让，但表面上仍不得不崇之，盖世风使然也。这正是赫胥黎所强调而严复所不译的后天伦理作用。西潮入侵，国人由重理转而重力。过去受压抑的法家耕战思想被重新“发现”，进而引发出商战以至学战思想，“争”渐具正面价值。这是后来“物竞”思想流行的土壤，只是还缺乏系统的表达。《天演论》能风行于世，正在其不仅解答了中国何以败——因劣，而且提出了解决的路径——即争。
《天演论》一出，简明而系统化，而人皆以为言其所欲言。盖重力尊西尚争的倾向已为严复版进化论的风行准备了语境。有此理论，强力就成了最好的说服手段。一旦胜者是因为其文化优越这样一种观念在士人心中树立起来，失败者的传统自然像粉一般碎了。既然中国屡被战败，则其文化必然低劣。中国人以前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历史上两个从人变成神的关羽和岳飞以及一个半人半神的诸葛亮都不是成功者。如今则承认败即是劣，可知其价值观念已完全转到西方一边了。西方在改变中国人思想方式一点上已基本成功。
从“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由贬义的“夷”到平等的“西”再到尊崇的“泰西”，西方在中国人思想中的地位步步上升。
中国士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敢于将重心放在后者之上，是基于中学可以为体而文化体系可分的信念。但由于未能认识到文化竞争的严重性，就顺着“西学为用”的路径走入了西方的思想方式。一旦中国人承认自己文化低劣，则为了自救，除了学习西方之外别无选择。在这种情形下，自以为“野蛮”，主张为重建新中国新文化而破坏自己的传统，都是顺理成章的发展。到1895年，严复就认定所有中国学问既不能致中国于富强，也不能救中国于危亡，故通通可说是“无用”，皆应暂时“束之高阁”。
四 中学不能为体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据说主要为陶希圣所撰）中说：“中国人本为不甘心做奴隶而学西洋的文化，然而结果却因学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不觉之中做了外国文化的奴隶。”
盖中国士人学习西方的最终目的，还不仅是要生存，而且是想要凌驾于西方之上。这可以说是一种理学模式的反应。陶希圣曾指出：“理学是什么？理学即一面援道与佛，一面排道与佛，而开创的儒学思想体系。”
第三章 受学：率性与作圣的徘徊
2023/06/14发表想法
胡适父亲就比他的伯祖父更懂得个人与时代怎样相处，与其在一颗树上吊死，不如换一颗适合自己发展的树。
胡传审时度势，看出边防需人，于是注意边疆地理学说，更亲往东北实地考察，以后在官场的发展，也基本在边防一路。靠着个人奋斗，后来居然做官至知州。
2023/06/14发表想法
太荒谬了，孔子成了传统文人的宗教形象，但是却毫无宗教感，全是一股子世俗的酸臭味。
胡适成年后还记得，母亲所以常常叮嘱他每天要拜孔夫子，就是“盼望我读书成名”。
2023/06/14发表想法
著名的心理学家阿德勒提出的“出生顺序效应”认为，出生顺序会影响人的性格：
长子长女由于扮演“小家长”的角色，会比其他孩子更了解权利、威势的重要性，可能形成更强的责任心、有规矩意识和服从性；位于中间位置的孩子既没有老大的“权威”，也没有老幺的“特权”，会成为善于自我调节和掩饰的社交达人；老幺因年幼、弱小通常会成为家庭中心，容易形成自我中心、有反抗精神的独特个性。
看来阿德勒的理论符合胡适的成长环境和性格。
胡传的这种精神，他的二儿子和小儿子都颇能继承。胡适是幼子，少无养家之责，只见父亲行事的精神，所以对父亲闯边一事十分自豪，也觉得父亲的成功与此相关，每乐道之；后来在美国时还曾劝他的二哥另辟蹊径，往西北发展。
“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
人心曲曲湾湾水，世事重重叠叠山。
李宗仁晚年评胡适，即以“爱惜羽毛”四字做结论。唐德刚以为，这是“对胡先生很恰当的评语。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爱惜羽毛’的。爱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
胡适晚年见到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先表扬钱“年轻有天才……英文好，中文也好”。但也立即看出钱先生一面不“用经济史观来解释”，一面又“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将五六十年代大陆“旧知识分子”与“新时代”那种有意无意间的疏离和接近，体会得一清二楚（当年主持文艺批评者如果也像胡适一样心细如发，则钱先生休矣）。
他曾自谓：“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而这方面“外人”并不知道。“因为我行的事，做的文章，表现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识方面的，其实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我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象力的人，但我不屑表示我的感情，又颇使想象力略成系统。”
胡适自述，他在大家庭中生活日久，“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胡适一生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他既然体会到看脸色的痛苦，就终生努力不让人看他的脸色。胡适后来曾对妻子江冬秀说，他的脾气是，即使做的是“受罪”的事，“我不去就罢了，去了，我总要把全付精神摆出来，总不要人家看我的鬼脸。我总要大家感觉我不是‘受罪’，我总不要大家跟着我‘受罪’”。这还只是被动的一面。在主动一面，胡适更努力让客人感觉如坐春风。他晚年说：“我受了社交生活的训练，总不叫客人坐着有间歇的时间。话说完了，不再说下去，等于叫客人走路，所以我总要想出话来说。”故胡适不仅努力维持自尊，也尽量给别人留面子。
胡适自己知道，“我有种种的病，但没有客气的病。我是最不客气的。”胡适晚年的秘书胡颂平曾当面说胡适修养高。胡适说：“我的脾气也坏，你不看我在文章里也大骂人吗？”脾气坏而能使人觉得好，最不客气而给人以客气的印象，的确是修养极高。但胡适自己为“修养”付出的代价也是不小的。正如最喜欢玩却不得不装出小“先生”的样子，这种后天的压力必然会增强胡适内心的紧张。总要不时有小爆发的时候才行，否则就会有一个总爆发。
胡适一向不喜欢律诗，因为律诗、对联、八股等皆最能体现“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中国传统，最不宜于有反叛气质者。胡适在中国公学的同学汤昭曾说胡“样样都聪明，就是写字真笨”。因为“写字的、学画的，必须先有摹拟的本领；学什么人的字，就像什么人的字……然后熟能生巧，写出他自己的个性来”。胡颂平说这是因为胡的天分特别高，“不愿意临摹人家的字”。
2023/06/14发表想法
这不就是费曼学习法，最高效的学习方法就是向他人讲述。
他后来常说，要使你所得的印象变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记录或表现成文章。胡适特别说到演讲的作用，因为这能强迫他“对一个讲题作有系统和合乎逻辑的构想，然后再作有系统的又和合乎逻辑和文化气味的陈述”。
胡适到上海读书，先入梅溪学堂，一日而跳四班；再入澄衷学堂，一年又跳四班。
二 上海：眼界很小的商埠
格士塔式（Gestalt）
三 成了“新人物”
胡适知道新民的“新”字是动词（后辈人则常将“新民”二字联读为名词），其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的活泼的民族”。
2023/06/14发表想法
典范转移（ Paradigm shift）又称范式转移，这个名词最早出现於美国科学史及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代表作之一《科学革命的结构》（ 1962年）。这个名词用来描述在科学范畴里，一种在基本理论上对根本假设的改变。这种改变，后来亦应用於各种其他学科方面的巨大转变。
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
作文不留余地，无余音绕梁之意境，是小胡适不曾受过“开笔”训练的结果，后来却正应了时代的需要。
思想，应予特别的注意。他说：“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胡适自己名字中的“适”字，也是二哥从“适者生存”中取出的）
严复是当时中国最谙西学者，他在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译述成《天演论》时，已对原著进行了删节。赫胥黎主张以人伦准则约束人的自然发展这一重要观念就已被严大量删去。
梁启超曾说严译诸书“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暗示这是晚清西学运动不能成功的原因之一。
2023/06/14发表想法
我发现好多大佬都在用这种读书方法，李敖在电视节目里整日显摆他的资料自不必说，鲁迅在他的《准风月谈 前记》里把剪报的人称为“拾荒者”，钱钟书小说《围城》里面李梅亭也有一抽屉的卡片，据孔庆东一次演讲，他听和钱钟书共事过的社科院同事说过，钱锺书本人也有许多小卡片。
果然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以广泛收集资料见长的李敖以为，这样的注意搜集资料分类保存，“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好习惯，一个有益处的训练”。
但是在别的学校都颇能“革命”的胡适一进革命党人充斥的中国公学，就真是名副其实的小巫见大巫了。胡适比一般中公学生年纪小很多，他自己说是“还留着一条辫子，不够革命”。马君武曾在1928年胡适任中公校长时指着胡适对中公的同学说：“那时候用红头绳子所系的小辫子，跷跷的，就是现在你们的校长小时候的象征。”但这条辫子，越来越“革命”的胡适在公学期间却始终未剪去。一个原因是“同学们认为我年岁小，也不强求我革命。大家都鼓励我做学问”。认为胡适还能做学问而不强求他剪辫，是二十多年后胡的大同学之一的但懋辛（怒刚）告诉他的，或者有点倒着放电影的意味。据杨亮工的回忆，则只有因胡年纪小而不忍拉他下水的意思。可知当时许多人恐怕也真是被“逼迫”而剪去辫子的。但就胡适个人言，剪辫子而要别人逼迫，确实是不够“革命”。胡适能认同于革命事业，几次与学校当局对着干，却不肯剪去辫子，正是他先天有造反气质、后天却又努力收敛的写照。
“眼见那时势的危险，国民的愚暗，心中又怕，又急，又可恨，又可怜”
到他最后出国留学时，终于将辫子剪下并寄回家保存起来。
后来他以考据文章得“国文”一科的满分，考前的临时抱佛脚是起了相当作用的。正如胡适自己所说，“没有这些好人的帮助”，他的北上考试和后来出国都是不可能的。而胡适一向有“君子善假于物”的特长，最能把别人的帮助运用得恰到好处。
第四章 留学：再造文明的准备
2023/06/15发表想法
过度讲求谦虚容易导致虚伪，好东西就应该大大方方地分享出来。
美国人那种肯为自己民族自愿宣传的习俗，的确是中国文化所缺乏的。
唐德刚先生以为，胡适那批庚款留学生不知另一类开饭馆、洗衣店的华人的疾苦，同时也没有在美国讨生活，所以只看见美国好处，对美国一往情深，是颇有心得的。
胡适这种对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之光明一面的倾慕，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号称十二三岁就已是无神论者的他，竟然于1911年入了基督教
周明之先生对胡适的加入基督教有颇为深刻的分析。他认为无神论者胡适之所以能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他先已接受了西方文化，并将基督教作为“优越的”西方文化之一部分而接受。
二哥也先警告他，既然改学文科，将来“恐寂寞无所见用于世耳”。
胡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有点“转学癖”，且素不重文凭。他在上海就转了好几次学，无一毕业。小有不如意，就要走路。
胡适的日记本是写给人看的，所以不得意事常委婉出之。
在哥大读书将近两年期间，给韦莲司的信有一百多封，而与另一洋女子瘦琴女士通信也颇多。
2023/06/15发表想法
我这里也有一个例子，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二哥特别举日本维新志士出外游学，立志“学若无成死不还”的例子
二 为国人导师之预备
“多所涉猎而不专精，泛滥无方而无所专注，所得皆皮毛也，可以入世而不可以用世，可以欺人而无以益人，可以自欺而非所以自修也。后此宜痛改之”。
胡适那时本来就常常忧中国将亡，他在对中国情形的基本判断方面又接受此书的观点，且恰是在“弊”的一面，此时虽未必立即产生影响，但日后看中国情形常似出自欧美眼光，虽出于爱国之心，却每被人视为不爱国，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2023/06/16发表想法
胡适黑历史+1
曾经做过狎邪游的胡适发现美国上流人士视嫖为“大恶”，而中国人士从无此念。他认为，只有知此为大恶，以后才可能有绝迹之一日。故中国“今日急务，在于一种新道德，须先造成一种新舆论”，使人人知这是大恶大罪，“则吾数千年文教之国，犹有自赎之一日也”。胡适也自誓，今后不但不再做此事，而且要“提倡禁嫖之论”。这一点，他只大致做到了。胡适在“暴得大名”之后的反思期间，就曾于1925年在武汉“把周老先生（鲠生）拉去看汉口的窑子生活”，又于次年在上海时带他的老朋友根内特去见识上海风月。根氏为哈佛大学高才生，那时已是美国名记者，正所谓上流人士。他果然把胡适狠狠教训一通。胡适也深自悔悟，向根内特保证“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番事业”。但胡适明知根氏为上流人士而要带其去嫖妓，可知他已忘了当年的想法，又可见当年观念不过是一时心烦所致。
曾经做过狎邪游的胡适发现美国上流人士视嫖为“大恶”，而中国人士从无此念。他认为，只有知此为大恶，以后才可能有绝迹之一日。故中国“今日急务，在于一种新道德，须先造成一种新舆论”，使人人知这是大恶大罪，“则吾数千年文教之国，犹有自赎之一日也”。胡适也自誓，今后不但不再做此事，而且要“提倡禁嫖之论”。这一点，他只大致做到了。胡适在“暴得大名”之后的反思期间，就曾于1925年在武汉“把周老先生（鲠生）拉去看汉口的窑子生活”，又于次年在上海时带他的老朋友根内特去见识上海风月。根氏为哈佛大学高才生，那时已是美国名记者，正所谓上流人士。他果然把胡适狠狠教训一通。胡适也深自悔悟，向根内特保证“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番事业”。但胡适明知根氏为上流人士而要带其去嫖妓，可知他已忘了当年的想法，又可见当年观念不过是一时心烦所致。
胡适一生在内行面前一开始似乎都不够自信。在他公开演讲许多次后，为提高技术，选修了一门暑假期间的演讲课；但第一次被叫上台时，虽是7月，却“仍然浑身发冷、发颤”，不扶着桌子就想不起讲稿，极为紧张，就是一例。后来到北大用博士头衔，甚至冒认他其实不愿认同的古文家身份，又是一例。其成功的经历，大致都有一个开始时的小挫折，如在上海初为小乡下佬，在美国也一度有过波动，几乎入了基督教；等等。但不甘落人后的胡适也有一个自我肯定的法宝。
胡适后来只大胆怀疑别人，却并不怀疑自己，甚至也不太准许别人怀疑自己，都是在上海开始建立、由庚款考试增强、再由在美国得奖巩固起来的自信使然。
第五章 关怀：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
祖国：你如何爱他
消除党见以利国家的和平统一，是胡适对中国政治的一贯思想。
这里已经出现了胡适以后公开谈政治的基本要素：他坚持共和，主张以实行民主来获得民主；如果有必要，胡适也能容忍革命，但前提是要有造一个好政府的条件。
换言之，胡适认为，中国的救亡不论是采革命还是改良的取向，首先都必须有可以革命或改良的基础。这就是他爱说的要为中国造不亡的远因。
造使中国不亡的远因；具体言之，就是为中国再造新文明。
余英时师已注意到，胡适在留学期间“所最关怀的正是中西文化异同的问题，特别是中国传统在面临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战时究竟应该怎样转化的问题”。
胡适一生对西方那种又羡慕又忌恨的心态最多只是若隐若现，但对曾向中国学习，如今却学西方且颇成功的日本，则在羡慕仇视之余，还带有几分轻蔑。
胡适一直持一种文化的国耻观。还在《竞业旬报》时期，他已指出“国是人人都要爱的，爱国是人人本分之事”。又说：“男子首宜爱国，方为尽分。”《竞业旬报》的五条宗旨之一就是“要爱我们的祖国”。胡适更强调指出：“爱国的人，第一件要保存祖国的光荣历史，不可忘记。忘记了自己祖国的历史，便处处卑鄙龌龊，甘心作人家的牛马奴隶了。你看现在的人，把我们祖国的光荣历史忘记了，便甘心媚外，处处说外国人好，说中国人不好，哪里晓得他们祖宗原是很光荣的，不过到了如今，生生地，给这班不争气的子孙糟蹋了。”
胡适是当时中国少数几个有意识地以昔日的光荣来激发爱国心的有心人。
胡适认为有百十个像他和任鸿隽那样的人就足以重造故国，其精英观念是明显的。
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
二 世界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关怀
胡适给他的世界观念下的定义是：“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
三 祖国：你如何爱他
歌德说，他凡遇政治大事震动心目，就全心全意致力于一种绝不关系此事的学问以收束其心。
胡适认为远东局势的最后解决一定要建立在中日的相互理解与合作之上，但相互理解与合作绝非一方以武力征服另一方所能产生。他在30年代重申此观点时，进一步指出日本要征服中国不能靠武力，而必须征服中国人的心。结果引起舆论大哗，为各方人士痛诟。其实胡适心灵深处，仍有黄白种争的思想；他在30年代写文章时心里想的，应该也就是中日的相互理解与合作而已。但他的日记那时还未出版，一般人也没有读到他早年写的东西，在日本侵略正急之时，当然不会想到胡适言外的深意了。关键在于，虽然相当多的日本人也公开主张或心中暗存黄白种争的思想，他们却并无中日合作的念头，反而以黄白种争的观念来为其征服中国正名：中国既然已败弱，日本就必须负起这一斗争中黄种方面的绝对领导责任。胡适与日本人的出发点不无共同之处，但他的方案的确只能是空想。
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胡适的思想又已大变了好几次。从为祖国辩护到看见中国社会体制的大病，再从认为中国的不争思想不适合时代和世界到专以此思想来矫正西人竞争之说，其变化的幅度之大及其迅速和频繁，都已可令人叹为观止。而他还自觉其“思想之变迁甚审”，可知这里的“审”，主要是指思虑的周详。胡适每转变一次，都要试图自圆其说，且努力使之系统化，所下功夫，确足以当“审”字。想其心目中的“不审”，还不知有多频多快。胡适的善变固然是其个人特征，但那段时间的中国甚至世界，都正经历着翻云覆雨、既快且频的大变，胡适已是有意想“以镇静处之”者，余人尚不知怎样变化来“赶上时代”呢！而且胡适这些变化中，也蕴涵着不变，那就是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仔细观察，每次变化的后面，都可见那一层“不得已”的爱国心。所变者，不过是其表述、诠释以及拟想中的解决之道罢了。
胡适后天修养使他颇能折衷，天性却不喜调和。他以为，“调和者，苟且迁就之谓也。”
不苟同于流俗，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非吾心所谓是，虽斧斤在颈，不谓之是。行吾心所安，虽举世非之而不顾”
每个民族都有权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每个民族都有权不受干涉地寻求自救之路。
胡适再次援用他的“双重标准”理论，指斥传教士只有在处理国内事务时才称得上基督徒，一旦进入国际事务，他们都不复是基督徒了。他说，现在那些基督教国家实际上只认暴力为权威，置弱小国家的权益于不顾，并将国家获利、商业所得和领土掠夺置于公平正义之上。一句话，胡适宣布：“今日的［西方］文明不是建立在基督教的爱和正义的理想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弱肉强食的准则——强权就是公理的准则之上！”这是胡适对西方文明最激烈的攻击，其背后隐伏的，就是中日交涉给他带来的不安和激愤。
曾国藩所说，“不问收获，且问耕耘”
顾炎武关于“亡国”与“亡天下”之辨
从现实层面看，如果可以视中国为已亡，则无论进行怎样的破坏，都不致过分。中国的激进化，又多了一层理论的支持。
中国士人一向推崇“当仁不让于师”的特立独行风尚，其在担任“社会的良心”时所受的制约，又基本上全在个人的良心；在此情形之下，“正义的火气”就最难抑制，而近代中国的激进化就愈发不可收拾了。
第六章 尝试：再造文明的起步
2023/06/17发表想法
各人自然有各人的文学品味，这也不便多说。只是一看到与己品味相左的诗文，便认为是差的，多少有点难以服众的尬黑意味。
故胡适虽然背了几千遍杜甫的《秋兴八首》，“总觉得有些句子是不通的”。他也认为苏东坡的文通诗不通，因其写诗好用典。
“人家都以为我胡适写文章，总是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其实我写起文章来是极慢极慢的。”因为“我的文章改了又改，我是要为读者着想的。我自己懂了，读者是不是跟我一样明白？我要读者跟我的思虑走，所以我写文章是很吃力的”。
不作无关世道之文字
正是因为从文以载道的视角出发，胡适评判文学作品一向较少注意文学本身的优美（他自认明白清楚就是美），总喜欢以文学之外的标准去评判。
中国的文字是胡适一生中一直公开肯定的少数中国事物之一，他后来多次言及中国文字的长处，包括在认为中国事事不如人时也是如此。
2023/06/17发表想法
看到“匹克匿克”想起来小学首次接触英文时，老师不教音标，好多人就用汉语加拼音的方式标注英文读音，想起来还挺好玩的。
匹克匿克来江边
二 文学革命的社会诠释
可以做古文的士大夫自己，包括留学生，当然不会赞成；后者尤其反对得厉害。正因为如此，胡适的白话文主张在美国留学生圈内才几乎完全得不到支持。后来文学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最有力的反对者，仍是留学生
另一方面，民国初年那些介于上层读书人和不识字者之间的边缘知识青年，当然就要拥护白话文运动了。
2023/06/17发表想法
语言与权利和文化背景挂钩，伦敦腔、普通话和方言，给人的第一印象必然是不同的。
“小孩子学一种文字，是为他们长大时用的；他们若知道社会的‘上等人’全瞧不起那种文字，全不用那种文字来著书立说，也不用那种文字来求功名富贵，他们决不肯去学，他们学了就永远走不进‘上等’社会了！”
“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这都由于学校里所教的功课，和社会上的需要毫无关涉。”
2023/06/17发表想法
中国文学必须实施改良，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话；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文学改良刍议》的第三条
简言之，“学习白话文就根本不需要什么进学校拜老师的。”实际上，“我们只要有勇气，我们就可以使用它了”。
这等于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会写字并且胆子大就能作文。
胡陈合作的意义远不止此。它还意味着留美学生与国内思想言说的衔接。民初的中国，不仅存在知识精英与一般平民疏离的现象，而且还有自晚清以来西洋留学生与国内思想言说的疏离。
文学革命诸人难以自拔的困境：既要面向大众，又不想追随大众，更要指导大众。
三 激进中的新文化运动
胡适自己后来就承认，正是钱玄同提出的“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两句口号，“为文学革命找到了革命的对象”。
一脉相传下来的“取法乎上，欲得其中”的故意激进取向
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
他们大体上认同于士的社会角色，或者说继承了士的社会责任。但有一个大的区别，士要直接参政，而知识人则倾向于“讲学复议政”，把直接参政置于第二位。
民初的知识人虽然有意识要起新的社会作用，扮演新型的社会角色，其心态却在无意识中仍传承了士对国是的当下关怀。身已新而心尚旧（有意识要新而无意识仍旧），是民初知识人的许多行为在今人看来充满“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其不全为时人所理解接受的一个根本因素。
代代均以破坏自居，而代代均觉破坏得还不够，近代中国的激进化，也就如洪水泛滥，一波盖过一波，而不知所止。
第七章 讲学：但开风气不为师
胡适马上指出：“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
顾颉刚回忆说，在胡适到北大以前，中国哲学史一课是由陈汉章讲授的，他从伏羲讲起，一年下来只讲到“洪范”。胡适接手以后，重编讲义，以《诗经》为材料，做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改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顾氏自谓听了几堂课后，听出一个道理来了，就对同学们说，胡适虽然没有陈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这个“裁断”，据顾氏晚年的解释，就是指胡适“略去了从远古到夏、商的可疑而又不胜其烦的一段，只从《诗经》里取材，称西周为‘诗人时代’，有截断众流的魄力”。
“哲学”这个术语本非中国自产，而系从日本人那里转手来的西词的译名，早年国人也有译成“智学”或其他什么的。中国既然无此术语，其实也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西方哲学最讲究而须臾不可离的“存在（Being）”，中国传统思想中便无确切对应的概念；即使有意思相近者，也不为中国思想家所特别重视到离不得的程度。中国文化本来自成体系，更完全可以不必有什么“哲学”。胡适后来学问日通，就坚持说他研究的不是中国哲学史而是中国思想史，未尝不是据此而发。
二 截断众流的新典范
2023/06/18发表想法
胡适自己都说，他一生都在“东摸摸，西摸摸”，没有用力于一处。
胡适的学问是不一定很深，若说每一门具体的学问，胡适的贡献也未必很大，在特定的专业领域里恐怕都有超过他的同时代人。但其学术兼容的广大，确远非时辈所能比拟。有其宽度而兼有其深度的，恐怕就更难找到。而复有其胆量和际遇的，近代以来实无其人。
胡适对西学的态度可以说是“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他服膺杜威的实验主义就主要是在方法论的层面。余先生说，正因为胡适没有深入西学，“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
“西学”的观念含义已极广，各人心目中的“西学”并不见得就一致。而“中学”本是先有了“西学”而后产生出来的对应概念，正如后来人所说的“国学”和“汉学”，同样是含义广泛而各人所见可相去甚远的一个词（今日有治“国学”且刊出专著者，其所谓的“国学”恐怕以前的“国学家”便有些不敢认同）。
三 思想与方法
中国的传统影响必须靠西人赫胥黎与杜威来正名，正名之后复取代原始影响而被认知为真正影响之所在，正是清季民初每一个个人“文本”有意无意间深受尊西崇新大趋势这一“语境”所影响的最佳表征。
第八章 议政：有计划的政治
“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
2023/06/19发表想法
个人的力量太小，学生罢课的影响也太小，手枪、炸弹挡不住坦克、大炮。革命的传统世纪已经过去了！
“在变态社会中，学生干政是不可免的；但罢课不是干政的武器”。胡适的主张是要么安心读书，要么一心革命。他提出，要革命者不如干脆“用个人运动代群众运动；用秘密组织代风头主义”。10月在北大开学演说中，他也明确主张：“学生宜有决心，以后不可再罢课了……我们应该决心求学；天塌下来，我们还是要求学。如果实在忍不住，尽可个人行动：手枪、炸弹、秘密组织、公开运动，都可以。但不可再罢课”。
二 问题与主义
各派所说的社会主义有相当大的甚至是实质性的区别，胡适提出这一问题，正是针对各家在社会主义名词之下的“大联合”混淆了各自的主义认同。他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大家都谈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相差很远的思想观念也要用同一个名词来标榜，很能提示“社会主义”这一招牌在那时的吸引力。反过来。既然已经到大家分不出彼此的程度，则在胡适看来实在还不如回过头来研究具体的问题。
周氏进而指责说：“就今日中国的信主义与用主义者，至少有十分之九是非真诚的：有的为权，有的为利，有的为名，有的为吃饭穿衣。”
三 国际的中国
胡适在中外关系上发表的言论，通常都不怎么受欢迎。这里显然存在着误解。胡适对不同的人讲不同的话的取向，在中外关系上表现得最明显。但他这样做，是要表现他“大国国民的风度”，是有骨气而非取巧。简言之，胡适凡是主张不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论，都是对中国人说的；而他对外国人讲话时，却处处指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其对外国利益自身的危害。
2023/06/20发表想法
现在这样的言论不还是很盛行吗，只要指出问题就先给人扣一个“50万”的帽子。
鲁迅在20年代所辑的旧派挖苦新派的言论中有一条说：“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你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这真是道出了中西之间边缘人的窘境。
四 好政府主义
我们要求“有计划的政治”是“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强调计划和政府的干预作用，正是现代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通之处，这个观念为胡适所长期坚持，这里已显露出胡适等中国自由主义分子向社会主义迈进的端倪。
2023/06/21发表想法
虽然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有计划，但两派的计划的最终目的却是不同的。即使是君主专制时代同样也有计划，难不成帝王术也是向着社会主义迈进？计划又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
强调计划和政府的干预作用，正是现代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通之处，这个观念为胡适所长期坚持，这里已显露出胡适等中国自由主义分子向社会主义迈进的端倪。
《我们的主张》发表后，反响热烈。胡适“费了一天的工夫”整理收到的关于此文的讨论，就选出可发表之文十四篇。主要的反对意见是认为文章的精英意识（当时并不用此词）太重，忽视了民众。也有人觉得中国政治已无法改良，只有实行彻底的革命。赞成的人则觉得这些提法都切实具体，更应组织团体落实之。总的趋势对“清高的好人”肯关心政治都表示赞许，但也有少数人以为还是以坚持“清高”更好。
“适之我们不怪他，他是个处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往来。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们？”
“适之我们不怪他，他是个处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往来。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们？”
那时日本的芥川龙之介就告诉胡适，他觉得“中国著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得的自由大得多，他很羡慕”。胡适以为：“其实中国官吏并不是愿意给我们自由，只是他们一来不懂得我们说的什么，二来没有胆子与能力可干涉我们。”这话颇能证明士人的余荫。
第九章 落伍？暴得大名之后的反思
他发现：“现在最时髦的是攻击人。凡是攻击，都是超然的。我们攻击人，从来没有受人‘怀疑’过。我们偶然表示赞成某人，或替某人说一句公道话，就要引起旁人的‘怀疑’了。”
“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Public ma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
2023/06/21发表想法
可是我觉得，得不得到名除了自身因素，外部因素也有很大影响，暴得大名和受人责备都不是自己能控制的，每个人只可以管住自己的嘴巴，可是管不住别人的嘴巴。
胡适在杭州养病期间，撰有《一师毒案感言》，肯定“暴得大名，不祥”的古训很有道理。因为名誉就是社会的期望，“期望愈大，愈容易失望；失望愈大，责备也愈严重。所以享大名的人，跌倒下来，受的责备比常人更多更大。”颇叹“盛名之不易处”。
胡适一生基本坚持记日记，他后二十年的日记曾示唐先生以助其写《胡适之传》。后来哥伦比亚大学有意要收藏此日记，胡适马上说：“最好让我自己先edit［此词唐先生译作‘核阅’，是客气的译法，实际也可以有删削注改等意］一下。”后来便没有下文了。现在印出来的胡适前几十年的日记中，有些所缺的地方，可能就是胡适细心“核阅”之后将其抽去了。正如唐先生所说，胡适“没有梁任公那样憨直。对自己思想挑战的文章，在胡氏著作里是找不到的”。所以，要了解晚年的胡适，“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际，于私人朋友谈笑之间求之”。
鲁迅曾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我是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50年代胡适曾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东方图书馆任馆长，另外大约还有什么象征性的头衔，但他却对人说“我在普林斯顿教过两年书”，也可见其爱名之一斑。
详后
唐德刚先生认为，胡适先天具有“一种西方人所说的‘磁性人格’”。
他在纪念蔡元培的文章中说，青年时如无蔡的提携，他的一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应该说，陈独秀的《新青年》和蔡主持的北京大学都为胡适的兴起提供了根本条件。
三 礼教与少年心
他曾自我描绘说：“我受感情和想象的冲动大于受理论的影响。此是外人不易知道的。因为我行的事，做的文章，表现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识方面的，其实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我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象力的人，但我不屑表示我的感情，又颇使想象力略成系统。”
“做梦尚且要经验作底子，何况作诗”
1923年胡适到杭州养病，再见曹珮声，遂有一段挚热的爱情生活，近年才渐为人所知。
2023/06/23发表想法
格式塔作为心理学术语，具有两种含义：一指事物的一般属性，即形式；一指事物的个别实体，即分离的整体，形式仅为其属性之一。也就是说，“假使有一种经验的现象，它的每一成分都牵连到其他成分；而且每一成分之所以有其特性，即因为它和其他部分具有关系，这种现象便称为格式塔。”
格式塔式的心理
“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江氏属虎，颇有自己的决断，决不是一个软弱可欺的妇女。她的办法是以最直截了当的大吵大闹对付青年名教授胡适。住在胡家的石原皋即曾目睹一次。冬秀“拿起裁纸刀向胡适的脸上掷去，幸未掷中”而为石氏劝解开。
曹珮声于1925年师范毕业，后入中央大学农学院，1931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34年到美国留学，入胡适念过的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深造；1936年回国，先后执教于安徽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及沈阳农学院。其后也曾与人恋爱，未成功。她一度往峨眉山欲遁入空门，为其兄曹诚克敦劝下山。后一生独处。
“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
2023/06/23发表想法
让我想起了巴金的小说《家》
少年也终于跳不出他的轨道！在一定程度上，胡、江、曹三人，其实不也都是殉道的牺牲吗！
1926年三一八事件的第二天，石原皋本人在胡适家听到王世杰大骂国民党和共产党是“有意叫学生去送死”，而学生则真是受骗送死。
第十章 转折：新俄与社会主义
二 英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
经典自由主义者反对任何计划性的社会改革，认为最好的改革就是去掉对个人和经济运行的法律束缚。这一点有其特殊的时代意义。因为当时的法律多为前工业社会所制定，受惠于工业革命的中产阶级自然要反对。
2023/06/24发表想法
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
但是每个竞争者如果一开始就不是自由和平等的，则竞争必有利于原处优势者，结果只能是更不平等和不自由。
现代自由主义与经典自由主义的一个重大分歧在于是否承认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天然和谐的。经典派认为是，故主张只有去掉权威才有个人自由；现代派认为不一定，则为了社会自由也必须有社会约束——即国家和法律的作用。
美国思想界之激进与保守通常不过是以自由主义为中轴的左右摆动。而且到二战后一度出现一种“形左实右”的现象，即新保守主义是求变的（从现状往老自由主义方向变），自称自由主义的反而是保守的（要保持罗斯福新政以来现代自由主义占上风的现状）。
三 社会主义对中国士人的吸引力
社会主义从新教平等理想发展出来的经济平等思想，最合于中国传统的均富观念。同时，社会主义强调公领域对私领域的干预作用以期达到国家的最快发展这种观念，也极易为贫弱中国的知识人所接受。
梁启超在1927年还特别声明：“你们别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利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的。”
四 体验新俄
胡适之过俄时，曾参观孙逸仙大学。拉［狄克］氏问他对苏联的观感如何？胡氏答得亦极幽默，说：“有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据自己的理想在那里干。”问他干得好否，他说这是将来的事，他非预言家。此乃孙逸仙大学当时的学生对我说的，而且大骂胡氏，谓为资产阶级训练出来的东西，难道苏联会干不好么？似乎胡适之的幽默战胜了拉狄克，倘不认为吃了胡适之的亏的话，大家不会气愤历久而不已。共产党与其同路人，后来就以骂胡适为原则，好像要谈革命就非先革胡适的命不可似的，其以前对胡氏的态度并不如此。
2023/06/27发表想法
存疑
第一监狱是关押重罪犯的，胡适看到“每二人一室。不穿囚犯制服，允许穿其家送来之衣服。每日工作八时，所得工资，除必需之费用及作工原料外，皆寄与其家人。作工之外，各依其性情与教育，组为各种文化的与教育的活动，如补充教育，音乐会，文学讨论会，政治讨论之类”。狱中“每室有自来水，有一桌二凳”；有一室因一犯人为音乐家，“平日须作谱”，特增一桌。监狱有常驻狱医，专门医生如花柳专家、心理病专家和牙医也不时会来。他并试吃了犯人自做的面包，觉得比他所住旅馆的还好。
胡适眼中自由主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已相当宽广，不仅可以容纳当时英国工党的政治主张，甚至可以向苏俄政治和社会政策的很多面相开放。他在正式发表的文章中将此缩略为“十七八世纪，只是贵族争得自由；二十世纪应该是全民族争得自由的时期”。但他明确针对“共产党的朋友”问道：“这个观念与自由主义有何冲突？为什么一定要把自由主义硬送给资本主义？”
五 苏俄走的是美国路？
向来作Dictator的，总想愚民以自固其权力。此间一切设施，尤其是教育的设施，都注意在实地造成一辈新国民，——所谓‘Socialistic generation’，此一辈新国民造成之日，即是Dictatorship可以终止之时。
在访问莫斯科的同时或稍后，胡适写了一系列文章，高度推崇新俄的“空前伟大的政治新试验”。他甚至认为中国应当学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应当学德国学日本，“以养成一点整齐严肃的气象”。倒是英国不足学，因其“名为evolution［渐进］，实则得过且过，直到雨临头时方才做补漏的工夫”。这一切，用胡适自己的话说，就是他的“新的兴奋”。[插图]与几年前陈独秀提出的“拿英美作榜样”相比，自由主义者胡适为了国家的快速发展，竟主张以当时几个最著名的集权国家为榜样！这是胡适性格中感情一面暗藏激进的又一次表露，其观念的变化是相当巨大的，也可见胡适那时在往他说的集团主义方向走得有多远。
六 社会主义是西洋近代精神文明
胡适晚年说，他到1941年就已看破社会主义而不再向往。
第十一章 诤友：走近国民革命
二 主动呼应国民革命
近代以来，士人多对中国人不善于组织而常为“一盘散沙”所痛心疾首。正是因为所痛极切，自由主义者胡适才可能这样称赞一种显然与自由主义精神很不相合的集权“组织方式”。在此心态下，胡适理直气壮地告诉英美听众：俄国在中国的影响“完全是健康的”，鲍罗廷也是受中国老百姓欢迎的。
三 “白色恐怖”的刺激
“吴君在南方不但鼓吹杀人，还要摇鼓他的毒舌，侮辱死者，此种残忍行为盖与漆髑髅为饮器无甚差异。有文化的民族，即有仇杀，亦至死而止。若戮辱尸骨，加以身后之恶名，则非极堕落野蛮之人不愿为也。”
四 与“党化教育”的合离
2023/06/28发表想法
胡适也真是憋屈，在哪里都是”反革命“。
国民党似乎尚未从“马上打天下”的心态中疏离出来，仍保持着“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不容忍精神。果然不出顾颉刚所料，1928年6月15日在南京的大学委员会上，胡适反对将北大改名为中华大学，更反对任命李石曾为校长，即被吴稚晖直指为“反革命”。胡适日记上记述的情景是：吴“直跳起来，离开座次，大声说：‘你末就是反革命！’”三十多年后，胡适又复述当时的情景说，“吴稚晖坐在我的旁边，站起来，把椅向后一移”，并学吴氏用无锡话说：“你吗，就是反革命！”
国民党似乎尚未从“马上打天下”的心态中疏离出来，仍保持着“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不容忍精神。果然不出顾颉刚所料，1928年6月15日在南京的大学委员会上，胡适反对将北大改名为中华大学，更反对任命李石曾为校长，即被吴稚晖直指为“反革命”。胡适日记上记述的情景是：吴“直跳起来，离开座次，大声说：‘你末就是反革命！’”三十多年后，胡适又复述当时的情景说，“吴稚晖坐在我的旁边，站起来，把椅向后一移”，并学吴氏用无锡话说：“你吗，就是反革命！”
胡适在会场上虽然“十分忍耐”而“不与计较”，实则至为不快，回来即写一信致吴，自称“不很明白今日所谓‘革命’是怎样一回事，所以也就不很明白‘反革命’是怎样一回事”；要吴氏“顾念一点旧交情”，指示他犯了《反革命治罪条例》的第几条。此信语气不太平和，终未寄发。但胡对吴的观感已甚不好。不久，南京的《民生报》（成舍我办）发表“北平市民大会”主张通缉“反革命罪魁”的电报，除段祺瑞等北洋当局者外，“附逆党徒”基本为“东吉祥系”人，而第一名就是胡适。胡适得知此事即请在南京做官的老友朱经农调查，并怀疑是吴稚晖在“背后玩把戏”。
君子绝交不出恶声
“上焉者日日开会，下焉者分赃吃饭”
高梦旦辞商务印书馆职，说该馆“只配摆小摊头，不配开大公司”。胡适认为“此语真说尽一切中国大组织的历史”，因为中国人历来善于人自为战，却“不能组织大规模的事业”。而“政党是大规模的组织，需要服从与纪律，故旧式的政党（如复社）与新式的政党（如国民党）都不能维持下去”。
五 “诤臣”与“诤友”之间
当时国民党四中全会宣言说，学生体力不强、知识不广、经验不丰，不应当干涉政治。胡适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个“历史上的公式”，即“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腐败，没有代表民意的机关，干涉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少年的身上”。而且“这是在变态的国家里必然的趋势，禁止是不可能的”。他接着提出两个可以免除学生干涉政治的“希望”：一是希望政治早日走上轨道；二是希望知识高深、体力强健、经验丰富的中年出来把政治干好。这样，学生就可安心读书，当然不会干涉政治。
到7月，胡适即写成《名教》一文，说“中国已成了口号标语的世界”，而且这并非从苏俄学来，却是祖传的“道地的国货”，民间的任何“王阿毛”都能娴熟运用。他特别指出，虽然“党国领袖”视标语口号为“政治的武器”，但对一般的实际操作者，这也“不过是一种出气泄愤的法子”。
“人生固然不过一梦，但一生只有这一场做梦的机会，岂可不努力做一个轰轰烈烈像个样子的梦！”
他的真意，是“希望当局诸公作点点釜底抽薪之思考”，而不要用“以暴易暴”的方式来对付农民的“杀人放火”。他认为，农民平常所受的痛苦“实为共产党今日煽动的资本”，所以只有建设，改善农民生活，才能使共产党没有“煽动的资本”。
2023/06/28发表想法
有鹦鹉飞集他山，山中禽兽辄相贵重，鹦鹉自念：虽乐不可久也，便去。后数日，山中大火。鹦鹉遥见，便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虽知不能，然尝侨居是山，禽兽善行，皆为兄弟，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
（一只鹦鹉从别处来到这座山，山上的飞禽走兽都对它很友善，鹦鹉自己想：此处虽好，却不是久留之地，便离开了。不久，这座山发生火灾。远处的鹦鹉看见后，将身子钻进水里，要用羽毛上的水珠浇灭火山。天神说：“你虽然有志气，但是力量微不足道。”鹦鹉回答说：“我也知道我这点力量教不了火，但我曾经在这山上居住过，山里的动物们曾待我如兄弟，我实在不忍心见它们遭遇火灾，只好尽我所能来帮助它们。”天神对鹦鹉的话很感动，就把大火灭掉了。）
“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胡适一生，实际是能谈政治时就谈政治，到政治谈不下去之时，才又转回来“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
后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总结胡适在上海的一段经历说，他出任中国公学的校长，“更主编《新月》杂志，放言怪论，诋毁总理，狂评主义，诬蔑中央；凡煽惑人心之言，危害党国之论，无所不用其极”。
久处边缘的中国忽然成了世界“四大国”的一员，胡适对此十分珍视，他曾致电中共领袖毛泽东，希望中共能放下武装，学美国革命时的杰弗逊与国民党一起搞两党政治。这个建议未被接受。胡适也就一步步地站到国民党政府一边。
胡适晚年最具诡论意义的现象，就是他为反共而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却不为同样反共的国民党所接受。这样，《自由中国》杂志的兴衰，也就揭示了中国自由主义本身的命运。
第十二章 余论：《自由中国》与中国自由主义
别人拿他当偶像，他却想干实事，这也正是胡适晚年几乎事事不顺的一个重要因素。
大腹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此公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1962年2月14日，胡适在中研院欢迎海外院士的酒会上发表了他最后一次讲话。他说：“我去年说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讲到此已动了感情，声调开始激动，即请海外回来的各位去看“立法院”“监察院”等处批评政府的“充分”“非常”的言论自由；又请大家看台湾的二百多种杂志，也“表示了我们的言论自由”。说到此突然煞住，显然是心脏病发作，但仍挣扎着含笑与人握手，努力不要让人和他一起不愉快。终因心脏不支，仰身晕倒，从此再未醒来。